美国初创企业急于快速获取来自中国的机器人零部件，想出各类变通办法将零部件运入美国境内。
4 月一个闷热的清晨，一名来自旧金山的风投人士抵达中国南部科技重镇深圳，随身带着一份长长的采购清单。多家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的友人委托他从国内采购人形机器人及各类机器人零部件带回美国。
他前往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 深圳华强北。在一家商铺购入人形机器人，并安排货运发往美国。随后他上楼前往元器件楼层，这片区域遍布无数隔间大小的摊位，如同迷宫一般。他在这里采购运动控制、电源管理、信号传输类机器人零部件。这批元器件没有走货运渠道，而是被他装入行李箱，搭乘航班带回旧金山。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美国人形机器人初创企业表示，大量零部件仅有中国厂商能够供货。为加快人形机器人原型机研发，不少美国初创员工直接把零部件装进行李箱人肉带回美国，避开正规进口通道。
正规进口流程耗时、成本更高：除关税与运费外，还需要数周时间准备报关文件、完成清关手续。
中国在机器人产业上的优势，正演变为一个愈发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上月末，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颁布禁令限制境外制造人形机器人与四足机器人进口，理由是这类设备可用于监视等活动、存在安全风险。 目前这项禁令暂不覆盖机器人零部件。但一旦美国初创企业从原型研发转向量产阶段，该政策就可能带来冲击，除非机器人整机在美国本土完成组装。
尽管特朗普政府这项政策并未点名特定国家，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媲美中国在机器人领域的产业影响力。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数据显示，全球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供应链的核心厂商中，63% 来自中国。 中国人形机器人量产能力大幅领先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占据全球出货量的绝大多数份额。
众多美国科研实验室从宇树科技、阿吉博特等中国机器人厂商采购人形机器人，用于实体人工智能模型等项目研发，原因是美国本土难以找到性价比合适的同类替代品。
智能人形机器人赛道，逐步成为中美科技激烈竞争中新的关键前沿领域。而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迭代、牢牢掌控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显著竞争优势。
总部位于得州奥斯汀的人形机器人企业 Apptronik 首席执行官杰夫・卡德纳斯表示：“中美企业最大的差别在于供应链地理位置。中国厂商所需的一切配套资源，车程范围内就能找到。 想要在下一轮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我们必须推动供应链就近布局，打造类似深圳的区域性制造集群，我们希望打造属于美国的‘深圳’。”
只要用于服务业、工业生产等民用场景，中国并未限制人形机器人及其零部件出口。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员工、投资人行李箱夹带零部件入境，大概率并不触犯法律，前提是不违反航空安全规定、足额申报缴纳进口关税。 美国规定居民入境携带价值超过 800 美元商品必须申报并缴纳对应关税。目前尚不清楚风投与初创员工是否会主动申报行李箱里的机器人零部件。
运输过程同样存在安全隐患。宇树科技一名国内销售经理透露，一些美国客户在中国购买机器人后拆解机身，方便带上民航航班。宇树机器人搭载大容量锂电池，容量远超民航运输标准，公司建议客户拆除电池，在宇树线上商城另行购置。
但不少客户不愿这么操作。这名销售经理称，部分商家为规避航空管制，会私自印制虚假电池标签替换原厂标签，并曾为美国客户提供过这类操作，该行为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宇树科技暂未就此置评。
美国机器人初创企业想尽各种渠道获取中国零部件。两名前员工透露，加州帕洛阿尔托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K-Scale Labs 在去年末倒闭之前，员工多次往返中国，随身携带数十台执行器（将能量转化为机械运动的核心零部件）运回美国。
据前员工介绍，公司员工走访中国多座城市对接供应商，拿到新款执行器样品之后直接放行李箱带回美国。依靠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快速拿到样品，省去耗时数周的正规进口流程。
K-Scale 还通过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采购传感器等在美国难以寻觅的机器人元器件。团队需要快速搭建机器人原型时，就在淘宝下单，货品先配送至该企业在中国的合作供应商处，统一装箱后海运赴美。企业同时依靠微信联系各类机器人元器件供货商。
部分初创企业，比如孵化机构 Y Combinator 投资的硅谷机器人中心，直接做起境外机器人与零部件进口生意，保障美国客户能够快速拿货。客户前往旧金山办公室实地查看硬件产品、下单采购，货品从山景城等美国本地仓库发出。这家企业还可代办电池进口所需的各类美国资质文件。
美国企业也可以寻找中国元器件中间商。其中一名中间商办公地点位于华强北附近一间杂乱的办公室，货架上摆满产品样本目录、密封袋分装的小型元器件。这位不愿具名的中间商称，超过半数客户来自海外，以美国、加拿大的初创企业与高校实验室为主。
中间商整合多家客户零散需求，集中向工厂下单。如果客户需要某款人形机器人配套零部件，中间商就联络对应零部件厂商内部人员，安排工厂多生产少量样品，对外申报为待报废不良批次，再转运给中间商。
尽管美国企业想方设法远程对接中国供应链，但兼具中美从业经历的机器人初创创始人表示，能够近距离接触中国零部件供应商，带来的差距巨大。
上海人形机器人企业 Sudo AI 首席执行官韩罗宾，此前曾执掌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美国人形机器人公司 Hillbot。去年，韩罗宾与其他中国籍联合创始人离开 Hillbot，在上海创立全新企业 Sudo AI。他表示，落户中国大幅加快研发节奏。
“倘若我们总部依旧设在美国，整体推进速度会慢很多。”
举例而言，如果 Sudo 需要调整机器人摄像系统镜头规格，工程师打车或骑行 15 分钟就能前往元器件供应商实验室，现场挑选镜头方案。供应商自有实验室，选定型号后半天之内就能交付全新摄像模组；出现问题工程师也可以随时上门协同调试。
对比韩罗宾当年在美国运营 Hillbot 的经历：调整一套摄像系统往往耗时数月。团队需要多次和中国供应商线上沟通，厂商根据沟通内容寄送样品；Hillbot 测试完成提出修改意见，再度重复通话、寄送新版样品的流程。
韩罗宾透露，和其他美国初创企业一样，Hillbot 员工也会将不含电池的小型组件（摄像模组、人形机器人手指构件等）塞进行李箱搭乘航班带回美国，节省物流时间。
他认为，扎根中国更容易筛选优质供应商，并协同定制开发零部件：“仅传感器品类，轻松就能找到两三百种产品对应的供应商；如果需要全新定制线缆方案，市面上有大量厂商承接需求。”
他同时提到，此前这家美国初创远程和中国供应商合作，使用现成零部件组装人形原型机。整机运抵美国后功能受限，无法兼容企业自研软件。
“人形机器人供应链尚处在发展早期，很多中国人形机器人零部件厂商并未设立美国办公室，这加大了美国企业的合作难度。”
一边是美国机器人企业持续依赖中国供应链，另一边中国机器人厂商将美国视作潜力巨大的市场，但特朗普政府对此保持警惕。
上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公布境外机器人进口禁令时，白宫声明称境外制造机器人采集的数据，有可能被外国情报机构利用。
这项进口禁令不适用于此前已经取得 FCC 认证的存量产品，但将对中国机器人厂商后续新品、以及采购设备开展研发的美国客户形成显著影响。
禁令出台之际，部分中国人形机器人厂商刚刚着手布局美国本地业务。
上海企业阿吉博特今年 1 月在加州森尼韦尔设立小型美国办公室，拥有 6 名员工。这家企业全球销量快速增长：去年出货人形机器人超 5100 台，2026 年前三个月再度出货 5000 台。美国市场订单大多来自高校与私人实验室，阿吉博特美国业务拓展与实体 AI 负责人彭晨介绍道。
不少行业高管认为，限制中国人形机器人进口，并不能解决美国面临的核心难题：高端机器人本土供应链缺失，仍是非常突出的结构性短板。
加州圣克拉拉工程咨询公司 OLogic 首席执行官泰德・拉尔森表示，无人机电机这类零部件几乎找不到美国本土供应商。 “美国本土没有厂商能低成本量产无人机电机，完全没有选择，企业只能到中国采购。 云台电机情况相同，这类组件既用于飞行器防抖，也让人形机器人头颈实现流畅活动。物美价廉的商用云台电机，不存在美国本土制造版本。”
随着美国初创企业从原型研发迈向规模化量产，这一矛盾会愈发凸显。量产阶段的零部件需求量，远超过元器件中间商、电子市场能够供给的样品规模。
Apptronik 首席执行官卡德纳斯说道：“关键问题在于采购量级。样品、小批量货品或许还能依靠人肉携带，但这套模式无法解决长期规模化生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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